张作霖、张学良父子 世无英雄

张作霖与张学良父子,很可能是最后一代评书主角了。他们置身的时代,信息相对闭塞,史事记录不详,尤其是张作霖早年经历,确凿可信的资料不多见。有谜团,才易于造假,易于神化。而谜团与神化,正是评书不可或缺的元素。传说四下流布,闲人添枝加叶,最终,在单田芳等人的阔嘴之下,从“土匪”到大帅,张作霖成为大东北莽莽荒原出产的一个传奇。

如果当年资讯传播能达到今天的水准,我们或可发现,张作霖的经历与生活全然粗鄙无趣。即使他果真曾经落草为匪,也难有动人的波折和起伏的情节。东北土匪的真实境况,在萧红小说《生死场》里有逼真的描摹,张惶,滞重,艰辛,缺乏方向感。而作为标准军阀,张作霖主要依靠杀伐与恫吓来分割政权,维持地盘,这不过是中央集权政治陷入衰落时最容易侵入社会肌体的一种病毒。

事实上,评书之易于传扬,还在于它与部分大众的价值观高度契合。中国民间社会,缺乏普世情怀的土壤。对个体遭遇,如张作霖少年时代报杀父之仇的举动,历来不乏同情;如果复仇成功,看客还会代入感极强地拍手称快。而对于那种动辄数万人死伤的无意义战争,如张氏父子为抢夺势力范围而发动的第一次及第二次直奉战争,却欠缺基本的人道悲悯,自动认同“成王败寇”的低等级丛林法则。

因此,像张作霖这种无信仰、轻准则的枭雄,像张学良这样胸无城府、冲动妄为的“少帅”,才会成为贩夫走卒心目中的豪杰。有什么样的社会土壤,即有什么样的“英雄”,古今如此,中外皆然。

张作霖年表

1875年 生于奉天(今辽宁)海城县北小洼村。
1888年 父张有财遇害,随母去外祖父家就食。
1894年 投清军宋庆所部,后升任哨长。
1895年 回乡当兽医,与赵家庙村赵占元次女结婚。
1900年 于赵家庙组织保卫团,后移至北镇县中安堡。
1902年 于新民受抚,先任马队帮带(副营长),后升管带(营长)。
1907年 升为奉天巡访营前路统领。
1908年 追缴陶克陶胡叛匪。
1911年 武昌起义爆发,率兵入奉天省城弹压局面。
1912年 任第27师中将师长。
1916年 驱段芝贵离奉,任奉天督军兼省长。
1918年 任东三省巡阅使。
1921年 任蒙疆经略使,辖热察绥三特区,进京组织梁士诒内阁。
1922年 第一次直奉战争失利,宣布东三省独立,自任保安总司令。
1924年 组“镇威军”与直系再战取胜,推段祺 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
1926年 组“安国军”,任总司令。
1927年 组安国军政府,任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末代元首。
1928年6月4日 由北京返奉在皇姑屯遇害。

标准的投机分子

孙中山的儿子,与张学良并称“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孙科在《八十略述》中说:“从前听说张作霖是土匪出身,以为他粗鲁剽悍,及见面之后,方知他长得非常清秀,个子不高,不像土匪一类的人物。”足见,“土匪”之说,早在民国年间即已流传甚广。

但事实上,张作霖从没当过土匪,倒是加入过正规军。张学良晚年在自述中说,张作霖为父报仇误杀他人后,曾在宋庆的毅军短暂栖身。中日甲午战事平息,毅军回防关内,张作霖不舍乡土,脱离军队返回老家辽宁新民,与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共组保卫团。

当时的东北,天高皇帝远,地旷人稀,政权的触角难以覆盖广大乡村。而且,连年的兵祸,如八国联军入侵等,进一步造成基层权力真空,盗匪横行,民不聊生,底层民众不得不起而武力自卫。保卫团由此应运而生。

张作霖的保卫团一直是公开活动的,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收取保护费。这在形式上接近黑社会,在功能上则与政府相去不远,都是由民众花钱购买相关服务。区别只在于,张作霖的服务未经任何授权,而是以武力强加的。所以,模糊地说张作霖“出身绿林”倒也不离谱。

而且,相比之下,张作霖保卫团的服务,可能还更优良一些,因为存在着事实上的市场竞争。比如在张作霖周边,就有冯德麟部与杜立三部等武装集团,与他操持相同业务。如果张作霖的保卫团打击盗匪不力,或自己扰民,那么作为被服务对象的民众,就可能用破坏性手段威胁他的服务资格,如拖延纳粮纳钱,或当“带路党”给敌手通风报信等。说起来,这种消极选择的存在,让保卫团可能比一些政府用法律规定永远由自己提供服务还显得要文明三分。

众多史料指出,张作霖经营的保卫团拒匪盗、防绑架,在当地口碑一流,有“保险队”的美誉。

1903年后,八国联军事平,东北基层政权逐渐恢复功能,保卫团的市场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张作霖在两位当地士绅的担保下,接受新民知府增韫收编,加入巡防营序列,属地方武装,正式取得合法身份。

张作霖在巡防营任上的最大成就,是内蒙古剿匪。千里草原,匪帮行踪飘忽,追剿难度相当大。传说中,有一位江湖大侠,为报张作霖早年的深恩,打入匪帮卧底,欲助张破敌。但不久,他的身份被识破,死于非命。为向张作霖示威,匪徒将大侠尸体送还张营。张作霖在大侠小腿的溃烂深处,发现一幅地图,其上标明了匪帮的老巢。由此,匪帮被张作霖一举荡平。

张作霖剿匪得力,升任统领(相当于团长),辖七营驻洮南地面。不久,武昌起义爆发,人心思乱,奉天(今沈阳)不稳,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急召驻辽源的另一位巡防营将领吴俊升入沈护驾。

奉军高级将领,后曾任辽宁省主席的王铁汉在回忆录中说,其时,张作霖属下的几员部将正在沈阳的讲武堂进修,闻讯后,马上给张作霖捎信,张星夜率兵奔沈。故事里说,张作霖过辽源时,吴俊升尚未收到消息,殷勤出城迎送,然后注视张作霖率大兵过境,茫茫然不知其意欲何往,意欲何为。

是张作霖而不是吴俊升第一个到达奉天,赵尔巽初感意外,随后大喜,因为张的态度极为坚决,誓死保卫总督,反对奉天“独立”。

张学良后来在自述中说,他一直没能理解当时驻沈阳的新军首领、革命党人蓝天蔚。武昌事起,蓝天蔚要求赵尔巽宣布奉天独立,可是,张作霖在谈判会场上用毛巾包住水杯冒充炸弹发出威胁,蓝天蔚等新军军官马上举手表决,同意赵尔巽观望与自保的主张。会议结束,蓝天蔚迅速走掉。张学良大惑不解,“他怎么就走了呢?”要知道,蓝的新军,武器一流,训练一流,是沈阳周边最具实力的武装团体。

会议当晚,赵尔巽与张作霖极为紧张,十分担心蓝天蔚会来攻城。张作霖与部属已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可是,最后什么也没有发生。蓝天蔚走了,而且是远远地走了,径直离开了东北。

处于当时的纷乱局势下,可以想见,蓝天蔚的内心多么纠结。如何坚持信念,同时又如何自保,种种思虑,会让他难以决断。但在张作霖这边,事情却很简单。不论满人还是汉人、皇帝还是总统、大清还是民国、民主还是专制,他缺少理念上的坚持,或者说,对此类政治概念,他也不懂。只要不影响他升官,不影响他手中的实力,一切均无可无不可。他没有必执的信念,也就没有内心交战,因而,他的行动简单、直接、有效。

张作霖赴奉天保护总督赵尔巽,就完全出于直觉判断,是一种护主的本能。不管你是革命党还是保皇党,先在关内打吧,打出了结果,我再表态选边不迟。谁是进步的,谁是反动的,我一概不管,最后的赢家,就是正确的。这就是张作霖的价值观。

张作霖一赌成功,随后通过赵尔巽与袁世凯搭上关系,就任第27师师长,摇身变为地方实力派。其后,东北又空降过几位督军,均遭张作霖以各种手法排挤。尤其最后一位段芝贵,本是袁世凯得力干将,却也未能斗过地头蛇张作霖。

纵观张作霖的崛起历程,可以发现,他是个标准的投机分子。底层的惨痛经历,让他不想放过任何拔出泥潭的机会。混乱的时代,也为他提供了合适的舞台。他当然是由时势所造,但从他组织保卫团起,到入奉天对抗辛亥,再到摆平黑吉两省军阀成为事实上的“东北王”,整个发迹过程,难觅英雄色彩。

遭遇挑战

没有资料可以证明张作霖具备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作为东三省最高长官,他对奉军大兵团作战一向不予干涉,任由前敌指挥官发挥。据奉军高级将领、曾任第29军军长的戢翼翘称,有时,张作霖也会问:“打到什么地方了?”听取报告后,他一般会说:“直前打!直前打!”之外,再没有多余指示。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惨败,张作霖借机大力整军,起用郭松龄等年轻将领,令奉军面貌一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将领冯玉祥通过一位美国牧师暗中收受张学良50万银元,宣布倒戈,发动“北京事变”,迫吴佩孚败走山海关,奉军大胜。

事后分割地盘,张作霖的部将李景林占天津,杨宇霆占江苏,姜登选占安徽,只有大功臣郭松龄一无所获。张学良建议郭松龄出掌直隶,但张作霖坚决不允。后杨宇霆在江苏被孙传芳击败,从澡堂内身着短裤逃跑,窜回沈阳,居然照当总参议不误。结果,酿成了郭松龄的倒戈反奉之变。

郭松龄所部第三方面军,是奉系精华,名义上的军团长为张学良,但一直由郭松龄统领。因此,由河北滦县发兵出山海关,占锦州,郭军一路势如破竹,直逼沈阳。张作霖大帅府四门洞开,院内汽车昼夜不熄火,随时准备开溜。

在这种情况下,郭松龄最终失败有其自身原因。起事之初,他对冯玉祥的国民军有依仗,对天津李景林的相助有期待,对沈阳城内由其门生组成的学生教导队也有寄望,但是,这一切都是他的一厢情愿,他只在心中暗暗盘算,却没有扎扎实实地实施动员。

更重要的是,他发动兵变的口号是“清君侧”,要求除掉杨宇霆,张作霖退休,由张学良主事。可随着战事深入,郭军部将发现,“拥戴张学良”是假的,因为张学良正在巨流河对岸和他们对打。从将官到士兵,开始心生异志。他们本是张家的兵将,凭什么听你郭某的指挥去打张家呢?于是,郭军成建制逃回张家阵营,郭松龄心理崩溃,丢下队伍,带少量亲随出逃,半路被吴俊升的小股马队俘获,旋即遭枪决。

值得一提的是,随郭松龄一起逃走的,还有军中幕僚林长民,半路不幸中流弹身亡,他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林徽因的父亲。

郭松龄声称拥戴张学良,实际有自己的主张,他要求停止内战,休养生息,全力对外,抗拒日俄。这一主张,深得关内外民众的欢迎与拥护。《京报》社长邵飘萍曾为郭松龄大力鼓与呼,他认为,北洋时代,政客与军头大多肮脏龌龊,有一个郭松龄,可以让人相信,这个民族最干净的血液,依然在一些人的脉管中流淌,理想主义的光芒,像地火一样,给人们以微弱的希望。

实际上,张作霖遭遇的更为强劲的挑战,来自王永江,他一无枪,二无炮,靠的是经济能力和领导才干。

1917年,王永江获张作霖青睐,出任财政厅长,首先推出奉天元,以白银实际储备为基准,严格控制发行量,一举稳定币值,几乎与日元比肩,东三省全流通,成为硬通货。其次整顿税务腐败,实际税收比预算额翻倍,迅速还清所有内债外债。张作霖大喜过望,升王永江为省长。

王永江的梦想与郭松龄相似,视经济与民生为第一要务,认为奉军存在的意义,仅在保境安民,阻止关内混乱波及关外。因此,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坚决反对张作霖对内地用兵。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王永江以治疗眼疾为名,告假赴大连。全东北人都知道,他在向张作霖宣战。对此,张作霖也清楚。但张作霖更清楚的是,他离不开王永江,于是派出高级代表团与王谈判。张作霖承诺,奉军军费保持目前水准不再增加;军政分离,张作霖本人也不得干涉王永江的政务,尤其是,奉军军官不得再带枪直接去省政府要钱。

此一役,王永江取得完胜,因此赢得了一段施展才华的时间。在他主持下,东三省大举开设现代工厂,最为成功的是纺织厂,带动辽南农民植棉致富,与日本企业展开强力竞争。同时,王永江制定吸引移民计划,在港口和车站设立办事处,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流民,落地即付安家费,并提供土地,或提供工作,经营农场还免税。这和美国早期移民政策极为神似。不数年,大量人口涌入东北,带来充足的劳动力,也扩大的内需市场。

而王永江的痛苦在于,他的本意是改善民生,可事实上却沦为了张作霖的帮凶。他做事越认真,罪恶感就越强烈。因为东北经济实力大增,反而让张作霖动了统治全国的念头。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因此,1924年,张作霖不顾反对意见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王永江即已心灰意冷。等到郭松龄事败,王永江马上辞职。这一次是真的。张作霖轮番派出代表团,他均不为所动。王永江离职,首先动摇了商界与民众对奉天元的信心;其次,再无顾忌的奉军,开始大肆搜刮,导致东三省百业萧条,税收锐减,失业率大增。而这,正是张作霖最后败出北京的深层原因。说到底,军事实力背后,比拼的是财政,所谓小米加步枪,不过是遮蔽了关键信息的神话。

黑暗执政

郭松龄死后,张作霖问叛军将领该如何处置。吴俊升说:全部杀掉。张作相则说:不能杀,大帅还要对他们赔不是。张作霖大怒:他们造反,还让我赔不是?张作相说:他们造反,是因为我们没带好他们。

但事实上,张作霖并没有从郭松龄倒戈事件中汲取教训,对其反内战的主张也全然无动于衷,他的目光依然在不住地向关内眺望。

1926年,奉系与老对手直系和解,联手将冯玉祥的国民军逐往绥远,张作霖控制京津,任安国军总司令。6月,又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俗称“安国军政府”,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入住中南海,成为事实上的元首,达至人生顶点。

张作霖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位掌权者,潘复是最后一任总理。在他们执政期内,政治上毫无改进,经济上也无任何建树,因为对张作霖而言,成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本身,已是唯一的事业。但他们做下的两件事,却被深深刻在历史耻辱柱上。第一件,杀著名报人邵飘萍和林白水,无情践踏自由与法治;第二件,派兵闯入苏俄使馆,逮捕并杀害李大钊,彻底蔑视文明与规则。

奉张如此恶行,充分暴露出他尚未具备现代人的基本素质,对于法治与文明,缺乏起码的理解与尊重,与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人物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其底色,与义和团的顽愚暴民更为接近。

实际上,近世以来,东北最不应忽视,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忽视。在张作霖之前,有满人入关,以十余万兵力征服上亿人。在张作霖之后,有林彪入关,最终促成中共建政。那么,张作霖入关,又当如何评价呢?

历史学家会承认,北洋政府为政效率不高。但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北洋时期,实现了基本层面的民主,包括定期选举、言论自由等。即使是曹锟,也要贿选当总统,而不敢靠枪杆子直接上位。就是说,至少他还承认,选他的那一票是值钱的。

张作霖入关后,未经票选,就与冯玉祥联手推举段祺瑞临时执政,但这时,还有“临时”两个字遮羞。而轮到张作霖出任“大元帅”,则是完全靠强权霸占治权了。至此,中华民国(北洋)陷入全面黑暗。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作霖对民国的伤害,比袁世凯称帝更深。这也是来自东北的野蛮势力,对这片国土艰难萌芽的新文明的又一次摧残。

据外交家顾维钧透露,张作霖以元首之尊,在就职之日循古代帝王及近世总统的旧例,到天坛祭天。正当张大元帅手捧金爵,向苍天默默祝祷之时,不意失手,金爵坠地,爵扁酒流。闻者都认为,这是不祥之兆。

果然,整整一年后,国民党北伐军进逼京津,张作霖意欲撤回东北,在沈阳近郊皇姑屯,被日本军人炸死,时为1928年6月4日。

不卖国就值得褒扬

日本人为什么要杀张作霖?最大的原因,是他已成为日本经略东北的障碍,导火索则是“满蒙五路建筑权”。日本人要求在东北及内蒙古修造5条铁路,张作霖不答应。修铁路本是好事,他为什么拒绝?因为他很清楚,随铁路一起蔓延的,将是日本的治外法权。铁路延伸到哪里,日本军队就会以保护的名义跟到哪里。如果再给他们5条铁路,东北就将被完全肢解。

有一则轶事颇能体现张作霖的性情。一次,张作霖应邀出席酒会,席间一位日本名流要张作霖题字。张写了一个神威勇猛的“虎”字,赢得满堂喝彩,之后署名“张作霖手黑”。秘书小声提醒:“黑字下面少了个土。”张作霖两眼一瞪,大声骂道:“妈拉巴子,你懂个屁!谁不知道黑字下面加个土念墨?我这是写给日本人的,不能带土,这叫寸土不让!”

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的父亲,后曾任北京市长的周大文,1928年正在张作霖大元帅府工作,据他称,在张作霖出关前,与日本人的冲突已经公开化。周大文记得,5月17日晚,张作霖与客人打麻将,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来访。客人要走,张作霖留住他们说:我与芳泽没什么可谈的,不大工夫就能说完。可实际上,他们在内室一待就是3小时。客人等得不耐烦,支使一位懂日语的工作人员李宣威去偷听,李只听到张作霖一句话:“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让子子孙孙抬不起头的事情。”

事后据大元帅府秘书长赵锡福透露,芳泽要求张作霖签订中日合资修建吉会铁路的合同,并诱惑张作霖,说可以动用日本军力,阻止北伐军过黄河,保住奉系在京津的地盘。但张作霖不为所动,说宁愿回关东老家。芳泽威胁说: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谁也挡不住。

芳泽又提及济南事件,说张作霖的部将张宗昌杀了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要为此负责。张闻言大怒,由座位起身,把翡翠嘴旱烟袋一摔,声色俱厉地说: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之后,怒气冲冲丢下芳泽离开了内室。

周大文说:“张作霖和芳泽既有了这么一场严重的冲突,所以我们大家在临行时都有一种惴惴不安的预感,唯恐在山海关出事。我在出发时私自备妥一个裹伤包,还有两盒饼干,以防万一。”

张作霖返奉,乘坐的是慈禧太后当年的蓝钢列车。车过山海关,未遇任何麻烦,到了皇姑屯,沈阳已遥遥在望,周大文及车上众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却没料到,爆炸冲天而起。

王铁汉这样评价张作霖:“处于日俄两敌国交迫之中,未曾订过丧权辱国条约。在国家混乱的政局中,创出二分天下有其半的局面。”按王铁汉的表述来理解,在民国那个糟糕的年月里,你不卖国,就已经值得褒扬了。

北大教授梁和均在回忆录中说:“张作霖对日本既亲仇不一,日本对张作霖亦怒悦并交。张对日本,不乏友谊,但想让他出卖国家,如日韩合并一样,他是绝不能忍受的。满蒙分离运动之失败亦在此。”

北洋著名政客梁士诒则说:“张虽一介武夫,而十余年撑持东北,苦心孤诣,功绩实不容没,张死,东北之局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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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年表

1901年 生于奉天省台安县桑树林子乡。
1916年 与于凤至结婚。
1924年 第二次直奉战争任第三军军长,击败直军主力。
1928年6月 任奉天军务督办;12月29日,宣布东北及热河易帜,与南京政府统一。
1930年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1931年9月18日 日军进攻沈阳,令东北军不抵抗,东北沦陷。
1935年12月12日 发动西安事变;25日,送蒋介石归南京;30日,被判刑10年。
1936年 获特赦,开始幽禁生涯。
1940年 于凤至去美国就医定居,赵一荻自香港赴台陪伴。
1959年 解除“管束”,行动仍受保卫人员监视。
1964年 与赵一荻正式举行婚礼。
1975年 蒋介石逝世,书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1979年 携夫人出席蒋经国中秋赏月晚会,首次公开露面。
1990年 台各界人士庆祝90寿辰,获完全自由。
1991年 携夫人赴美国探亲访友。
1994年 获美国移民局核发“绿卡”。
2001年10月15日 在夏威夷逝世,享年101岁。

杀人立威

张作霖离世,奉军众多将领推举张作相承继大位。但张作相称,如果老帅寿终正寝,他肯定同意接位;但现在,老帅死得这么惨,他怎么能忍心呢?因此,他力推张学良接班。

这里实际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张作霖横死,就一定要张学良接班呢?按正常逻辑,正因为张作霖死得突然,局势纷乱,才更需要张作相这种老臣出来弹镇局面。形势危急,反要推出黄嘴小子来主事,这是什么道理?可是,老将张作相,就这样利用众人的恻隐之心,把张学良扶上了帅位。

据张学良讲,在张作霖面前,老伙计张作相一向十成忠诚敬服。一把年纪了,张作霖依然会像骂孩子一样骂他,他就乖乖站着听,毫无怨意,从无叛意,一生如此。

张学良90岁上在自述中还说,父亲并没有提拔他,而是张作相在一路提拔,由营长而团长,由旅长而师长——他这样说,好像张作相根本不认识张作霖似的。

对此,自述主撰者唐德刚并没有嘲笑张学良,反对他表示深切的理解。唐认为,张学良生为“东北王子”,“上无其心难测的上司,中缺争权夺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属;日常行政处事,一切为国、为民、为公、为系,也就是为着自己。他没有搞勾心斗角之必要,因此他也就没有做小政客的历史磨炼了。”由是,唐德刚盛赞张学良一直保持“赤子之心”,到90高龄,仍未褪色。

唐先生好口德,说“赤子之心”,那么,张学良的敌人,是不是可以顺势将其理解为“傻缺”?和平时期,你有赤子之心,当个吃喝玩乐不害人的富二代,当然不错。可是,你接手的是一座摆满火药桶的活火山,你“赤子之心”,怎么可能应付这样的危局?

张学良二十出头时,军校没毕业,就当上了团长,但不管具体事务。队伍操练,他偶尔会站在场边看热闹。团里有位营长,给张作霖当过号兵,当年常抱还是婴儿的张学良。他有时会低声对张学良说:“团长,回家玩去好不好?你不走,我们都没法走啊。”

郭松龄是张学良的军校老师,后来两人一起升任旅长。张学良整天忙于玩乐,不常在军中露面,于是两个旅都由郭松龄管理。郭每发布一道命令,都是一式两份,同时给郭张二旅,下面署名张学良和郭松龄,然后只要郭一人盖章即可生效。

张学良的这副德性,在奉军中不是秘密,因此,张作霖留下的若干重臣,打心眼里瞧不上他,也就毫不奇怪了。其中,总参议杨宇霆与黑龙江省长常荫槐表现得最为明显。

戢翼翘说,张作霖一直重用杨宇霆,因为杨的政治外交手腕很高明。杨曾留学日本,有许多方面的日本人给他提供情报,所以他能抓住日本人的要害。“九一八”之后,日本军人在张作霖遗留的档案中发现,日本多位要人从杨宇霆手中拿钱。张作霖对杨完全信任,政治方面与各省联络,外交方面与日本交涉,财政方面大笔支出,杨都可自行决定。很多事,张作霖并不知道。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有人攻击,张作霖还会替杨顶包:“这是我做主的。”

作为杨宇霆的亲信,戢翼翘说,杨对张家忠心耿耿,绝无篡位野心,因此,张学良杀杨,是公报私仇,因为当初郭松龄兵败,是杨宇霆建议直接枪决的。当然,戢也承认,张学良主政后,杨还按老一套办法做事,也是自取死道。比如,常荫槐在黑龙江扩充山林警备队,从日本购买两万支步枪,事前竟然没有告知张学良。张召杨询问,杨大咧咧地说:不错,是我答应买的。他可能误以为依然是张作霖时代呢,他还可以事事做主。

王铁汉则强调,张学良极不喜杨宇霆的个性,对此张作霖也心知肚明,当年曾煞费苦心拉近他们之间的关系,如让杨出任四方面军军团长,辅佐张学良主持军务,以期他们合作无间,可惜最终无果。

王铁汉说,杨宇霆傲慢,常荫槐跋扈,把张学良视为暗弱的纨绔,极度蔑视,以致言语态度,毫无顾忌。在对南京与对日本关系问题上,张学良和杨宇霆分歧严重,他们曾有过一段对话,杨说:你走你的中央路线,我走我的日本路线,两宝总有一宝押中,不是很好吗?张学良则问:如果是你的一宝押中了呢?杨宇霆顿时瞠目不知所答。

今天去沈阳参观大帅府,导游会重点告诉你,张学良是在大青楼的哪个位置,乱枪打死了杨宇霆和常荫槐。古有康熙擒鳌拜,东有少主灭姑夫,都是世袭政治必然要发生的血腥插曲。新主有权无能,无力摆平日常事务,只好对“摄政”一忍再忍,实在忍无可忍,就发怒,利用权力杀人。可以说,张学良杀杨宇霆,与日后西安事变抓蒋介石,是同一逻辑藤条上结出的不同苦瓜。

寻找父亲替代者

杀人立威不难,但应对复杂局面,张学良就显得吃力了。尤其是日本人,对东北窥视日久,步步紧逼。张学良应该自知,他没有办法掌握父亲的那种平衡术。因此,在内心深处,他一定有恐惧,这样,渴望一位父亲的替代者,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放眼望去,蒋介石或许可以依靠。因此,在东北易帜这件事上,民族大义之外,或许还可以解读出张学良的一个心理秘密,是他自己都未必意识到的:他在寻找一位可以替他做主的父亲。

当然,南京方面为易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蒋介石的心腹吴铁城,曾长住沈阳,与张学良深入交流,并大笔花钱,与张的部下广交朋友。而且,顾维钧还曾向唐德刚透露,蒋对张,曾暗许数百万之巨,先付半数,余款等乱平再付。

但无论如何,东北易帜,实现国家统一,是张学良人生最大亮点。这一点,也让他的历史地位超越了张作霖。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拥蒋,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这时,胡适给他写信泼冷水,警告他不可不把一些根本问题细细筹虑,“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

胡适所料不差,3年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转瞬陷于日军之手。张学良晚年一再声明,“九一八”发生时,南京中央政府及蒋介石并没有命令他不抵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指令,是他自己发出的。他心里打的算盘是,以往中日发生冲突,最后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完全没有料到,这一回日本军人居然来真的,直接占领了东北全境。

日本人敢于下手,可能也是觉得弱主可欺。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并非得到日本政府的指示,而是关东军少壮派军人擅自发动的,是“以下克上”的试探性举动。他们也没有想到,张学良会像绵羊一样全无抵抗。得手后,政府在惊喜之下,才追认这些胆大妄为的军官们行动合法。

沈阳失守,东北军主力集中于锦州,全国上下及中央政府强烈要求坚守锦州,与日军决战。但张学良表面信誓旦旦,实际还是一枪未放即放弃锦州,然后给南京方面发电称,激战十余日,损失过重,不得不撤出战斗。

当时,张学良拒战的另一个原因是,蒋介石在1931年12月15日下野。张易帜,首先是出于对蒋的信任,现在蒋下台,他感觉自己像是遭到抛弃的孤儿。而且,张学良得知,孙科就任行政院长后,与日本犬养毅内阁秘密接触,有一项惊人的动议,由国民党元老居正出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促成日本分阶段撤军,同时查办张学良,整理东北各省行政。这样,实际上就变成了抢夺地盘,把张学良当牺牲品。尽管此密约最后未获日本同意,但张学良还是被吓坏了。

谁都清楚,论武器装备,论兵将士气,东北军远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死守沈阳或锦州的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这是张学良不可接受的。与此相似,蒋介石从来没有卖国居心,但他迟迟不肯对日全面开战,也基于同样的理由,实力不如人,一旦动手,就必须做好全面牺牲的准备。因此,张学良强调,宁为玉碎,不愿瓦碎。意思是说,全国全面抗战,大家一起赴难,这没问题,东北军还会责无旁贷充当先锋;但现在,中央并没有全面抗战的决心和计划,只让东北军单独牺牲,他不接受。

这里有个小插曲,“九一八”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特意把张学良家的金银财宝古玩字画等等,装了满满3列火车,给送到北京来了。日本人讲究,张学良却非常生气:这不是侮辱我嘛,要还,把东北还我,还这点东西算什么?拉回去!办事人为难,张学良就怒了,说:你们不拉回去,我马上一把火给烧了!办事人这才同意拉走,但东西并没有送回沈阳,最后不知所终。据分析,可能是被办事人私分了。

这个小故事,或可进一步证明唐德刚先生所言的“赤子之心”。

“九一八”发生时,胡适对张学良还没有完全失望,说“少年的得志几乎完全毁了他的身体和精神,壮年的惨痛奇辱也许可以完全再造一个新的生命”。胡适劝张学良出国学习,看看西方领袖是如何管理现代国家的,但张学良没有同意。

两年后,日军西进,不到10天时间即攻陷热河。因为热河人民痛恨省主席汤玉麟暴虐,竟然热茶热饭迎接日军。此前,胡适多次劝张学良,应把汤玉麟免职,可张学良只一味虚与委蛇,不肯付诸行动。胡适在日记中这样痛责张学良:“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哪得不亡国!”

胡适随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给张学良拟出五大罪状,其中有,庇护汤玉麟,任其残害人民,断送土地;有充分的时间,却不做充分的准备保卫热河;事情紧急,却不亲赴前线督师,事败又不引咎自谴;生性多疑,手下无一人肯负责任。最绝的是,文章写好,胡适还托人把原稿送给张学良看。至于张学良当时有何反应,史料未见记载。

西安事变动机为何

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到底想干什么?是要抗日打回老家去?可1931年“九一八”时,有大把的机会和日本人血拼到底,他都放弃了,为什么到1935年,却突然干劲十足了呢?或者,他受骗了吗?可直到90岁,他依然在自述中称,一生最佩服的人,就是周恩来。

关于西安事变,大陆研究者众多。“西安事变促成了全面抗战”这种流行的断语并不准确,因为史料已证明,南京中央政府早已制定了全面抗战计划,只是一时没有下定决心而已。

张学良也会同意,地位不同,决策选择就不同。“九一八”时,他是东北主政者,清楚全局形势,了解艰难程度,因此才决定不予抵抗。而率部退居西北后,他不再负全局责任,就可以像当年批评他的人一样,整天把“抗日”挂在嘴边对蒋介石施压了。而蒋则对全局有清醒认识,了解中日武力差距之悬殊,明白国内分裂之现状,知道一旦全面开战,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将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他不能不慎。事实也证明,蒋介石一点都不是悲观,抗战的进程,比蒋介石设想的更为艰苦卓绝。

90年的岁月,肯定让张学良大彻大悟了,因此,在自述中,论及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他给出的答案几乎像个玩笑。他对唐德刚说,他的弱点是一辈子没有上司。唐问:老帅不是吗?张答:他是父亲,父亲与上司毕竟不同。唐又问:蒋介石呢?张笑了:所以,他对我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

难道说,这就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基本动机?

张学良在自述中交代,抓蒋前夕,部下于学忠问:“抓容易,可是将来怎么放呢?”张学良答:“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抓起来再说。”也就是说,没有计划,没有主张,只要先把这个敢对他“发脾气”的所谓上司弄哑火就好。抓蒋,牵起了多么大的风波,日本方面,中共方面,南京方面,甚至包括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多少人在思谋,在奔走,在彻夜研判,半个世界像一部大机器在高速运转,可围绕的核心,居然是张学良的“不高兴”。

张学良描绘他与蒋介石争吵的场景很传神:“我跟蒋先生痛陈呐,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的!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

也许,张学良之怒,还因为他失望地发现,原来,蒋介石并不是可以替代父亲的那个人。因此,他自述中的“发脾气”说显得较为可信,而其他各种阴谋论,包括说张学良是中共秘密党员等,都是倒果推因,追求一种“历史合理主义”,即试图把历史进程编织成一条环环相扣的因果链,却无法接受偶然因素对历史的影响和塑造。

张学良的“发脾气”,也与他的“赤子之心”一脉相承,这样,才可以解释他何以突然决定随蒋介石回南京。发动事变的动机单纯,自愿回南京才符合他自己的逻辑。如果说发动事变证明了他的轻率与妄动,那么,他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变得不再轻率不再妄动。

当然,张学良再老顽童,也会知道,如此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潜藏的动机如此简单,没有人会相信的。因此,他补充道,他与蒋的矛盾,就在于4个字两个词的先后顺序,蒋坚持“安内攘外”,而他主张“攘外安内”。

1949年后大陆的流行话语,对张学良及西安事变评价甚高。这是自然的。因此,张学良早就明白自己错在了哪里,也知道自己给族群带来过何等的灾难,他无颜见江东父老,这才是他获得自由后一直不肯返回大陆的根本原因。

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36岁,他在自述中说,他的一生,在这一年就已经结束了。

张学良看张作霖

张作霖识人

张学良对父亲张作霖最重要的评价,是说他“有雄才”。其中的关键点,指张作霖识人,肚量大,善于收服人心。这是历尽艰难从社会底层爬上高位者必备的品质,刘邦、朱元璋、袁世凯,都是这条传统之链上的发光点。

正牌军人出身的吴俊升曾蔑视张作霖,两人数次堪堪兵戎相见,但最后还是吴选择臣服,乖乖躲到张老帅羽翼下,坐稳黑龙江督军之位,就很知足了。吴俊升的人生终局,是陪张作霖在皇姑屯送命,说殉葬也不过分。

早年曾与张作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汤玉麟,一度不满张作霖重用王永江,拉队伍叛逃。后因在外郁郁不得志,又蒙面遮羞复归张营,张作霖对他照样信任不疑。

冯德麟是张作霖崛起期的对手,属水火难容的竞争关系。后冯参与张勋复辟,事败入狱,张作霖为之缓颊,并四处奔走,为他运动官职,堪称仁至义尽。冯德麟最忠心的部下张海鹏,曾时时处处与张作霖为难,后也被张委任为师长,用之不疑。

还有原黑龙江督军朱庆澜,是被张作霖设计硬生生拉下马的,但因朱氏清廉有官声,张委任他为哈尔滨特别区行政长官,人尽其才。

顾维钧说:“虽然他(张作霖)没有受过教育,统御部下,却有他的一套。张宗昌是他的部下,看见他是磕头的。张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服从得很。老帅对于部下,晓得他们的脾气。他自己不要钱,对部下手头很宽。”

张作霖控制他人有手腕,管理张学良也有一套。像张学良这种二代子弟,吃喝玩乐惯了,让他上进有追求,殊为不易,因为他根本没有饥饿感。

王铁汉说,张作霖设立东北讲武堂,就是为了解决张学良的读书问题。这不符合事实,因为在张学良出生前,讲武堂就已经设立。但张学良在自述中承认,他进讲武堂,是张作霖激将法的结果。

起初,张学良的想法是,先读军校,然后去日本留学,逃离父亲的控制。可张作霖想都没想就说:“你别去,去了也读不下来,回头给我丢脸。”意思是张学良做事没长性,什么都半途而废,不如老老实实当花花公子省心。张学良当时就来劲了,非进军校不可,而且还要考第一名。张学良晚年,依然对自己次次第一沾沾自喜。其实,当时他的同班学员,多为不通文墨的赳赳武夫,他想不考第一都很难。

据北洋政客曹汝霖称,他曾与张作霖有深入交流,张最为推崇的人是袁世凯,认为只有袁的能力智力,足以统一中国,可惜误于群小,忽起帝制运动,中道而殂。

对段祺瑞,张作霖则说:他虽有刚愎之性,但用人不疑,对人诚实,不用权术,故门生故旧人才众多,无一不乐为之用。最可惜的一点是,过于信靠徐树铮。张作霖认为,徐树铮的才能胜过杨宇霆,但锋芒太露,反而拖累了段祺瑞。张作霖看不起黎元洪:碌碌庸才,靠了一时运气,做了副总统,还要乱出主意,以至府院不和。

曹汝霖为此感叹,别看张作霖没什么高深的文化,但识人精准,一针见骨。

张作霖无“大略”

张学良说父亲有雄才,是为了引出下半句“却没有大略”。雄才与大略,原本密不可分,张学良之所以要硬分,也是想把张作霖与蒋介石放到一起比较。张学良说:蒋介石正相反,有大略而无雄才,“如果这两个人结合起来,就不一般了。”

张学良说蒋介石有大略,指的是对天下大势有把握,有计划,有主张,“什么事都有安排”。但同时,蒋介石终其一生,也没能摆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这不能不说是他的痛脚处。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只是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他的有效管辖区域,只有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等。华北是阎锡山的禁脔,西南是桂系的天下,云南还有对蒋日夜提防的龙云,四川一直在内乱,西北只有马步芳亲近中央政府,而新疆的盛世才,几乎已经变成了苏联的附庸。蒋介石不是不想全面抗战,但他手里只有中央军,其他人,谁会全力帮他?这时,有大略而无雄才,照样寸步难行。

西安事变适时发生。如果说,事变前,各地军阀及准军阀还沉溺于争夺私利的浑浑噩噩之态,那么蒋介石陷入险境,则让他们猛然警醒了一下,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到底有何关系。蒋氏悲情,换来了大面积支持。老一辈军阀吴佩孚都说:“这些电报,就相当于选票。”蒋介石政权的合法性由此得到加强,再组织抗战,阻力不是没有了,但会变得小很多。

因此,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才有底气义无反顾地组织全面抗战。淞沪一役,黄埔子弟兵损失过半。

这是事变带来的意外弥补效果,但不能归功于张学良,因为这是他完全无法逆料的,尽管他晚年不无得意地说:“好像灯泡,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再把它打开,让它更亮。实际上我这样做,他不是更亮了?”

张作霖也曾试图让自己“大略”起来,还破天荒地提出过政治主张:四民主义。就是在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之外,再加一种主义:民德主义。军阀混战,阴谋与叛变丛生,令各系首脑防不胜防,张作霖对此痛心疾首,遂有此强调道德的“主义”诞生。可是,张作霖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他曾自称“中山老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盛情约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全国大局。可孙中山刚抵天津,张作霖就中途变卦,改推段祺瑞临时执政了。

陆海军大元帅地位相当于总统,而在张作霖的心目中,可能比总统还要高一个档次,因为未经选举,更像皇帝。张作霖曾对张学良说:“你将来要做李世民。”张学良当即反驳:“时代不同了,你不是李渊,我也做不了李世民。”——这一家一姓的观念,到底还在张作霖心底顽固地残存着,想让他有大略,为难了。

与冯玉祥相比,张作霖是真没有大略,没有主义。而且,他知道自己没有,也不假装有。冯玉祥则总是手攥大把的主义,什么时髦追什么,一会儿信三民主义,一会儿信苏俄道路。

戢翼翘评价称,张作霖聪明机智样样不缺,但实在是没有文化,连哪个省在哪个位置都不知道。由此,平心而论,张作霖并不具备统治全国的能力。让他做虚位皇帝,尚可勉强应付,而当实权的总统,那可就是民国与国民的噩梦了。

父子骨肉情

张学良在晚年自述中抱怨,张作霖爱吃的东西都很怪,比如蚕蛹,比如臭鸭蛋。而且,他还喜欢给人夹菜,他自己中意什么,就以为别人也会中意,他给你夹到碗里,你不吃,怎么好意思?

更让张学良为难的是,张作霖经常给他下达一些无法完成的任务。二次直奉战争时,来自黑龙江的一个师军纪败坏,在热河地方抢了一座喇嘛庙。张作霖给张学良下的命令是:把这一师人通通枪毙!一个师上万人一起枪毙?那需要几天几夜才能完成?张学良实在犯难,只好自作主张,召集全体军官,追查抢劫的正主。没想到,军官集中时,与张学良的卫队发生意外交火,结果全体军官都被打死。这就是著名的“南口军纪案”。

当年,郭松龄反奉,公开拥戴张学良,包括张作霖在内,很多人不免怀疑,是张学良背后指使。因为人人都知道,郭张关系好。张作霖曾骂张学良:“你除了老婆不跟郭松龄一起睡之外,吃一个水果,都要给他留一块。”

因此,张学良为洗脱嫌疑,亲自乘船去秦皇岛,想见郭松龄,但是郭不见他。在返航途中,张学良接到张作霖署名的明传电报,称他为“张汉卿先生阁下”,说军队公推你为东三省总司令、奉天省长,你赶紧回来接事吧。张学良说,当时要不是部下死抱着,他就跳海自杀了。

这也就是张作霖对儿子最狠的责备了,张学良吓得数日不敢见父亲,转身带兵布阵,全心全意与郭松龄部开战。

据张学良回忆,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全线溃败,只剩张学良的第三方面军全身而退,返回了山海关。但是战场纷乱,张作霖远在军粮城,不知张学良的消息。这时有人传话,说张学良从马上摔下来了,生死不明。

张作霖手下有一个中校参谋,会算卦,人称“半仙”。此时的张作霖什么也顾不上了,冲到中校参谋跟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咣咣咣磕头,求他马上给算算,张学良到底怎么样了。那个中校吓得尿都快出来了,一个翻身,四脚着地,赶紧跟老帅相对磕头。雄才情急,亦有非常之举,张作霖这一跪,瞬时在奉军传为骨肉佳话,从兵到官,足足感动了小半年。

参考书目:《张学良口述历史》、《民国军阀》、《张作霖和王永江》、《北洋枭雄张作霖》、《乱世存亡》、《张作霖传》、《张学良传》、《少帅张学良》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255期
文 / 特约撰稿 王元涛
编辑 / 白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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